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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地坛公园、河南洛阳上清宫、陕西城固县地母庙内现存的《地母真经》,都注明有“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地母降笔于滇省广南府漳仙女山之地母庙”字样。《地母真经》缘何从边陲流传到中原大地乃至京城?地母文化究竟有怎样的内核?
传说
地母信仰源于古代人类对土地的顶礼膜拜。传说地母是盘古之后第三位诞生的大神,被称为大地之母,也被称为后土。地母主宰山川大地,在民间的地位与主宰天界的玉皇大帝同等重要。
距离广南县城10公里的神仙坡庙(始建于清乾隆十二年)供奉地母,香火十分旺盛。每年农历十月十八地母生日,这里从坡脚到山顶都会被扶老携幼的人群占据。
神仙坡庙供的地母像,正襟危坐,左手拿谷穗,右手持八卦,脚前分别有一只鳌鱼和一只金鸡。
地母文化研究学者陈应文说,相传,地母掌管着人间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右手拿八卦,主土地;左手持谷穗,主粮食。金鸡和鳌鱼讲述的是,女娲补好天后由于没有支撑,便砍下鳌鱼的四足支撑四极,但鳌鱼不是省油的灯,努力想挣脱束缚,一旦它翻身便会天摇地动,为人间带来灾难,于是地母就派金鸡去看管鳌鱼,只要鳌鱼一翻身,金鸡就会去啄它的眼睛……
广南县文联主席兰天明说,《地母真经》是地母文化的重要载体。
陈应文则解释说,《地母真经》体现了“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要义,既有儒家的孝道、道家的和谐,也有佛家的向善。
传播
广南文庙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记者在此见到一块刻于1652年(顺治九年)的石碑,石碑长约120厘米,宽约80厘米。洗净灰尘,石碑字迹逐渐清晰起来,内容大致为要励志做好官,要尊敬师长,孝敬父母,要讲道德,其中一句原文令人印象深刻——“若心术邪刻读书必无成”。
有这样的“学生守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广南自古便人才辈出。
据了解,广南有明清进士21人,举人77人,贡生106人,均无一例外地接受了广南地母文化的教化和熏陶。如广南籍到河南巩县任知县的清代举人陈龙章、清文学家方玉润、云贵总督岑毓英(广西籍,其母为广南县城人,自幼在广南舅父家读书长大)、翰林学士王宝均、孙中山的少将参军侬鼎和及警卫营长冯君雅、现代革命狂飙诗人柯仲平等都出自于广南府古城。
据《广南府志》记载:唐宋时期,广南已高度重视先进文化的传播,普遍兴起祭拜“文昌”的文化活动。建有地母庙、三皇宫(先农坛)、青莲书院、莲峰书院、培风书院、莲城考舍、文庙等45座……明清时代更有一种名为“官撒种”的祭祀活动。
“官撒种”是在每年春耕前,由广南的最高行政长官与当地的侬土司带领群众向田里播下第一株秧苗。祭祀时,由知府率文武官员和村社头人到莲城东郊的“先农坛”正殿,焚香祭拜地母,进行隆重的诵经祈祷仪式。祭祀期间还会举行节庆活动,人们抬着社神走村串寨,驱邪纳福、祈求风调雨顺,有的还会跳草人舞、春牛舞、手巾舞和纸马舞,年轻人则会对山歌、唱壮戏、敲锣打鼓、舞狮耍龙……特有的地母祭祀方式使广南成为传承地母文化的圣地。
至于《地母真经》是如何从边陲广南传入京城的?地母文化研究学者陈祯祥说:“广南自古以来就是经贸往来频繁、人才辈出的地方,无形中加大了文化的交流,《地母真经》有可能就是这样被传播出去的;另一方面,光绪年间的满清皇权依然辐射到广南,当时广南辖区级别接近于副省级,由于地域广,又是边关重地,这里的官员由中央直接任命。每一届知府回京述职都要带上自己的政绩,《地母真经》有可能是这样被带到京城的。”
传承
普千村,距离坝美旅游区仅3公里,这是一个大山深处的世外桃源。长久以来,普千一直保持着祭祀地母的传统,最为盛大的祭祀是在每年十月十八地母生日,每月初一、十五则为常规祭祀。
流传于京城地坛的《地母真经》序言中提到“降笔于滇省广南府漳仙女山之地母庙”。
“漳”在壮语中意为大象,普千村旁的确有一座“仙人乘象山”,其山峰中间高两侧低,形如一人坐在一头大象上。普千村还保存着一本清代古本《地母经忏》,其内容与北京地坛那本大致相当。大部分学者认同的是,此经的发源地就是普千村,京城那本光绪二十七年版的《地母真经》也是源于普千村的古本《地母经忏》。
普千村的地母祭祀分为四个时段,即开坛、早朝、午朝、晚朝,由于早朝和开坛的内容差不多,有时也将开坛和早朝合在一起。祭祀期间要吃素,更不能饮酒,作为地母经第八代传人,1957年生的农恩祥深谙整个仪式的过程,他也充当着向地母传达人们愿景使者的角色。
农恩祥一边吸水烟筒一边对记者说,成为地母经传人讲求的是缘分,悟性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人品,道德不过关,再好的悟性也不行。
农恩祥从柜里拿出古本《地母经忏》,这本书传到农恩祥这里已是第八代。
农恩祥说,古本《地母经忏》与其他传抄的地母经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它既有“经”又有“忏”,其中的“忏”就是通过忏悔赎清人的罪恶,同时又通过忏文中的内容来教导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惜的是,北京那本《地母真经》没有‘忏’的部分。”
传扬
就广南地区而言,地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当地壮族先民的文化史,尤其是稻作农业史的本来面目。我省著名考古学家李昆声在其《云南在亚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中说,世界最早栽培稻的发源地在亚洲,并且在云贵高原,由百越民族最早栽种。在云南广南和广西那坡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出土了碳化稻,这些都能够说明壮族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将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他们是世界上人工栽培水稻的发明者之一。
与此同时,从壮语的发音也能够窥探到诸多巧合。壮语称稻田为“那”,在广南县乃至整个文山州及其周边地区,冠以“那”的地名比比皆是,如广南的那们、那糯、那朵、那伦、那洒,富宁的那能,百色的那崇,西林的那劳等。
作为世界上人工栽培水稻的先行者之一,古百越人对土地保持着敬畏与感恩,也就有了后来的地母崇拜现象,认为地母既是人类之母,也是稻作文明之母。广南地母文化实际是源自古百越人对稻作的浓厚情结。
本报记者 秦明豫 摄影报道